9号西瓜：您是如何走上设计这条路的呢？
周子鸿：从小我学习不是很好，很喜欢画画，初中毕业就去县城的印刷厂做印刷工人。后来因为身边的同学都去读大学，大家相互鼓励，我很喜欢国画，但没有招国画生，于是我就考了工艺生。画画到工艺到设计，伴随着我慢慢进入设计这条路。最初时大部分人都还没有设计的概念，我们在大学一年级时，专业还是工艺，大二我们就进入设计系了。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品牌设计的概念，至少不是很清晰。在资讯很不发达的时候，设计颠覆了我的审美观，通过当时可怜的几本设计杂志，才让我看到什么是设计。读完了大学我们对设计的概念还是很模糊，设计是什么？设计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？我们都还不是很明白。现在我会很真诚的和我的学生说，设计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，改变了我的生活。
毕业后我就从事设计教育工作，之间已经21年了，我认为设计教师与设计师还是有区别的。我认为自己作为职业设计师比设计教师做得更好，我不认同现在中国高校教育体制，但我无法改变这种现状。大学教师首先应该教给学生谋生的能力，但现实是很多学生毕业后一头雾水，什么都不懂。我不喜欢学校中的评职称，无法适应那样的游戏规则，所以现在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在设计上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
 
前程远大国际交流品牌形象





9号西瓜：您觉得教师与设计师这两个角色的是否有互相促进呢？
周子鸿：有，而且在学校的工作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都当过学生，都知道学生对于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都有信任感。如果不负责任的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教给学生，让学生认为这是好东西，这对学生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从责任的角度来说，推荐给学生的东西一定要慎重。作为老师要告诉学生路有很多条，以前让很多老师为难的是也许老师知道的路也只有这么多条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网络是很好的东西。
以前我常和学生一味的强调说设计要创新，后来我意识到这个观点并不好，因为创新是有度的。就像飞机也是在模仿鸟的飞翔，一味的强调学生懂得创新并不好，要先让他们懂得模仿，看清楚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再去创新。
规则是非常重要的，成熟的设计师不会把牙膏做得看起来像鞋油，就像要让学生知道做食品首先要做的是让它看起来像食品，再去谈创新。从商业角度来看，对学生一味的洗脑创新的重要性是不负责任的。对于设计师来说创新的失败只是设计失败，但对于客户来说，创新失败意味着投资的失败。
 


9号西瓜：您认为学设计的学生该具备什么能力呢?
周子鸿：学生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起点也不一样，但大家都要做到的是，要转变自己对美的认识，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。第二点是必须完成技术储备，会用软件，了解市场需要什么、还有技术与工艺流程等等。第三点是提升文化素养，有知识并不代表有文化。我接触过很多技术很牛，非常有专业知识的人，但不一定代表他很有文化，他对社会、经济等等的思想判断还是比较幼稚的。我认为作为一个设计师，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认识积淀，而不是只做一个制作者、后期完稿等等。所以我认为文化是无法教授的，我们只能去影响，去认同。比如对文化有一定积淀后，也许你就会发现民族文化元素太棒了，这就是一种认同。
 







设计、艺术、文化、贵州元素
9号西瓜：您认为设计与艺术有什么关系呢？
周子鸿：我不知道中国的设计专业放在艺术学院中是好还是不好，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更像艺术家的设计师。一开始教学时我就会告诉学生我是恶人，我会打破你们想要当艺术家的梦，因为设计师应该是理性的。一个成熟设计师的提案是可以看到系统性，展现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、如何去说服客户、如何做市场调查、以及如何替客户解决问题。
我们将设计专业放在艺术学院中，提升了这个专业的人文性，这点是很好的，但我们还缺乏理性。贵州的一位设计师罗富泉曾经的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，他说“我不敢保证我每一件作品的好与坏，我能保证我的最低水准不会掉到哪里去。“最低水准指的是一个设计师最基本的素养，靠灵感来做设计没问题，但心理学家对灵感的分析图中，灵感迸发只是小小的阶段。冥思苦想了很久都想不到好点子，通过头脑风暴一瞬间的灵感爆发确实让人很爽，但必须有前期长时间的理性思维做基础。我们不能保证自己随时都有灵感，但我可以保证我具备的基本的专业素养，我的设计作品是专业的，而不是今天没有灵感作品就做不好，这是一个职业设计师素养的表现。
艺术最初是为宫廷贵族阶层服务的，当它发展到一定层面，艺术的功能性消失，成为了精神的一部分。从消费角度来说，能够买得起艺术品的人始终是少数，所以艺术的本质是服务精英的。而设计师是嫁接艺术和普通消费者的桥梁。设计专业都在美术学院里就是因为设计是从美术中分出来的，通过现代技术的大量复制让更多的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。
我是个比较严厉的人，我会和学生说你们不是艺术家，所以做出来的作品一定要有理有据。如果要成为艺术家，首先必须要让自己能够生存后，才能追求成为艺术家。我有很多朋友有艺术梦，有一些在完成了自身观念与经济上的积累后，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家。
 



9号西瓜：您认为设计对于文化该如何传承如何突破呢？
周子鸿：在”绝对贵州”第二届活动时我们与学者作个一次对话，他们表示我们做的这些事首先是很好的，必须肯定，但是否也是让民族文化成为了伪文化呢？我反驳，首先民族文化是农耕文明产生的文化，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农耕文明这个根基，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去传承它们了。比如花上很多的时间去绣绣片效率是很低的，随着生活发展很多小女孩也都不愿意学习绣花了，她们认为穿牛仔裤更方便舒服。
那么要传承这种手艺，要由政府保护起来，培养一些工艺大师。我们的生活改变了，能够传承下去的很多文化更多是表相的东西，设计师通过改造，让它们成为大众都能接触到的产品。学者们认为保护文化应该要还原本质，我认为他们只是站在边上看而已，他们到乡村后会认为这是很棒的生活状态，然而呆了两个月，他们还是得回到都市里享受自来水、沙发、网络。人都有追求舒适生活的本性和权利。
我们将文化分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。当设计师的积累到了一定时候，他会有去探求自己文化母体的冲动，这是文化认同本能所带来的，因此设计师的文化自觉性会促使他去认识、保护本土文化，但这种保护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。真正要保护文化事业的是政府，而设计师的职责是让文化走向市场，也许本质上转变了，但文化符号还在。很多传统文化产品给我们营造了传统文化的气息，但归根结底它还是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线的产品，如果用传统的工艺去制作，其时间和工艺成本是现代社会普通人根本接受不了的。
设计的民族化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，真正对现代设计美学的研究还是基于包豪斯体系，他创造了现代国际化的语言。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，但传统文化的构成方式与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从80年代开始，我们就认为陈幼坚他们的作品做得很好，既有中国味又很现代。传统文化不进行改造，就无法符合现在的审美。我们现代人没有权利自我夸耀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，如同相亲别人问你收入如何，你却回答我爷爷很有钱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。民国时期很多文化都很美，但我们不可能将现代所有东西都改成民国时期的风格，那是历史逆流。只有某一些通过改造的民国元素出现，才会给人带来怀旧的情绪和人文的慰藉。
设计不像艺术那样有生命力，艺术是有更持久生命力的。但如果一个设计网站放20年前的设计，很多人就会说这个设计网站太落于时代了。设计是不断与时俱进的，设计是具有时代引领性的。
 
9号西瓜：具体到贵州民族元素在相关设计中的作用呢？
周子鸿：贵州有很多很好的民族元素，很多人都在尝试如何利用它们，它是一种符号和体系，如果不深入了解，就只能看到外表。在外来设计师还未挖掘更多贵州民族文化魅力之前，这是贵州设计师机会的临界点，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对贵州设计师来说真的太可惜了。
我做过调查，”绝对贵州”有三十多家的工作室，靠纯粹设计项目运作的有十多家，而依靠本土文化生存的只有一两家。设计的本土文化化方向没有问题，因为贵州地域文化最终会成为消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。目前这种体系还没有成气候，也许以后在上海街头会出现贵州文化产品专卖店，很多人愿意买单，那么设计师就能够生存。这种转型是个痛苦的过程，也许有风险，设计师要坚持下来就必须意识到它的商机，认同它的文化，愿意为这个认同冒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