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，滥发小广告的企业，不少是非正规经营小企业，重罚５０万元看上去力度凶猛，对它们却全然无效——等执法人员找上门要罚款时，恐怕这些企业要不关门溜之大吉，要不随你罚（反正也没什么家底），过一阵重新开张就是。

　　其次，罚款数额过高，由于行政罚款具有很大弹性和人为操作空间，容易产生有令不行、执法松懈乃至权力寻租现象。

　　其实，行政罚款补偿社会损失的边际效应在实际中是递减的。如果城市管理部门的目标定为杜绝小广告，则罚款效率应接近于１００％。显然，管理部门要实现这样的目标，需要无穷多的人力、物力资源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梦想。随着市容部门在泛滥的小广告行为前的手忙脚乱，罚款的有效性是日益递减的。而如果人人违法，法律就丧失了其根本功能。

　　罚款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。过度惩罚带来的不利之处，一方面是让小错者接受过重的责任追究，让精妙的法律变得粗放化；另一方面则由于惩罚的苛刻，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与可行性。

　　在治理小广告上，我们曾一度依赖技术——对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进行２４小时“骚扰”，却被狡猾的“敌人”来个呼叫转移，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转移到执法部门身上，其结果是虎头蛇尾；现在，我们又依赖重罚企图让小广告散发者退缩。但我们算来算去，却从未算过执法成本账、设想可行性账，以及一味追求简单执法给法理带来的更大伤害账。